山東《大眾日報》于1939年1月1日創刊。我是1939年秋從“魯蘇豫皖”游擊第1縱隊宣傳部調到大眾日報社的，先后在編輯部和經理部工作過。后來，報社的發行部門與戰郵合并，實行“郵發合一”，我就調到戰郵交通戰線上來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不久，大眾日報社駐地在費縣北部岳家十八村一帶。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敵偽相互配合，對解放區進行“蠶食”、封鎖。《大眾日報》發往各地必須經過的交通干線多遭破壞，報紙發不出去，都堆積在那里。要想把《大眾日報》送到延安黨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極為困難。由于《大眾日報》讀者多，當時，延安圖書館等單位曾要求提供《大眾日報》的月度合訂本，這種合訂本必須經過成百上千個秘密交通人員和發行人員的手，通過一道道敵人的封鎖線，才能傳遞到延安。當時，泰安分社要把《大眾日報》秘密地從泰山區傳送到清河區和延安去，必須將萊蕪縣作為中轉站，從萊蕪縣向西經肥城過津浦鐵路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然后才能到達延安；由萊蕪縣向北，經過淄川縣張店過膠濟鐵路，到達清河區。萊蕪縣成了泰山區的中心，在交通線上是很重要的一站。 

　　1941年4月，黨組織派我去打通泰山區到清河區傳送《大眾日報》的秘密交通線。接到這一任務后，我化裝穿過淄川縣的大片敵占區，秘密到達張博鐵路線上的賈莊。賈莊是我們通往清河區的一個秘密交通站，從這里再往北就是張店。張店是膠濟鐵路線上的重要地點，又是我們經常路過的地段，因此，敵偽控制得特別嚴，當時我們從賈莊向北到張店的聯絡線已經中斷了。 

　　賈莊是張博鐵路上的一個村莊。敵人為了鞏固其占領地區，所謂“強化治安”秩序，就在該村村頭建了一個炮樓，并由日軍自行把守。這時日軍正在對華北地區大搞4次“強化治安”，對所有敵占區來往的行人盤查得特別嚴。我在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在該村住了10多天，白天多在野外裝成勞動群眾，夜晚則睡在羊棚里的草鋪上。四五月份的羊棚，臭氣熏天，這樣的地方是敵人便衣隊不愿意去的。村東敵人炮樓里有我們的一位地下黨同志。他給敵人當炊事員，凡是有關炮樓敵人的活動情況，都是由他及時通知我們。我住在村西頭一位同志家里，以防敵人便衣搞突然搜查。為了想方設法物色可靠人員，便于建立張店鐵路附近的交通站，我和地下黨組織的同志趁著城關趕大集的機會，扮成趕集進城的群眾。為應付城關敵偽崗哨的盤查，我們兩人各提著一包中草藥作掩護。因為我不會講當地方言，事前我就和那位同志商量好，我裝成聾啞人，遇到事情都由他一人負責應付。我們來到城關敵偽崗哨時，敵偽哨兵問我們是干什么的，同伴便趕忙搭腔說：“我們兩個人都是從城外買好中草藥，帶進城里治病的。”并指著我說，“他是聾啞人，你說話他聽不見。”我也裝作什么都聽不見的樣子。就這樣，敵偽軍把我們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放我們進城了。 

　　在淄川城里活動，為了保證我的工作方便和人身安全，地下黨組織的同志找了一家新婚夫婦的洞房安排我住下，讓我裝作這家的新郎，請新婚夫婦在另一間房里住。這樣我雖然身處敵占區，卻非常安全。 

　　我們在縣城里活動了3天，找到一位在張店有親戚的地下黨組織同志，并通過他和張店附近村莊的一位可靠人員取得聯系，經過各方努力，終于和清河區交通站取得了聯系。 

　　由于工作聯絡上的需要，我曾到過距離張店不遠的一個小村，并寫信和之前從事交通聯絡工作的人員聯系。我用三角信的形式，詢問他聯系工作的進展情況。為了保密，信的內容使用隱言和代號來表達。但萬萬沒有料到，傳遞信件的人員在敵占區遇到敵方便衣進村搜查，他急忙把信壓在村長辦公桌的硯臺底下。當地村長多數是“兩面派”村長，名義上是敵偽村長，實際上是我方選派的。敵人便衣進了村長辦公室后，到處亂搜，在他們拿起硯臺時，信被發現了。后來，敵人看了信上的內容，感到莫名其妙，經過村長解釋，才算過關。

　　后來，經過各方面的努力，終于建立了從賈莊經張店到清河區的秘密交通線。1941年5月1日，我們在賈莊召開了一個小型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會，慶祝泰山區到清河區的秘密交通線正式通行。

　　在那極為艱苦的歲月里，我們的報紙發行工作以濱海區莒南縣為中心，穿過敵偽設立的崗樓、據點、封鎖線，分出幾條交通干線。第一條：從莒南縣向南到臨沭縣，一分為二，一條通過隴海路到達華中地區；另一條西行過沂河、沭河，到達魯南地區。第二條：從莒南縣向西通過沂河、沭河、臨沂邊界聯合點，到達魯中區，再到泰山區。從泰山區一分為二，一條通過津濟路，到魯西，再轉到華北，最后到達延安；另一條北過膠濟路，到達渤海地區。第三條：由莒南縣向北到濱北、諸城一帶，過膠濟路，直達膠東解放區。為了使報刊、郵件能夠迅速、安全的傳遞，我們還在膠濟、隴海、津浦等鐵路附近和大河兩側成立了武裝交通隊，傳遞報刊、郵件，并護送過往干部。

　　通過戰郵全體人員的艱苦奮斗，《大眾日報》不僅在濱海地區廣泛發行，而且能比較及時地送到山東其他幾個解放區的廣大讀者手中。全省各級戰郵局都設有報刊發行部門，并銷售圖書。那時，大眾印書館印出書籍以后，經過海燕書店、濱中書店（當時山東尚未成立新華書店）發售。戰郵發行部門對解放區的報刊、圖書發行工作經常進行調查研究，總結交流工作經驗，不斷改進工作。

　　1941年到1944年間，國際、國內形勢發展很快，德、意、日法西斯獨裁統治搖搖欲墜，敵偽軍政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為了有力配合對敵占區的強大政治攻勢，瓦解敵人、爭取群眾，我們戰郵人員在各地黨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了敵偽區的報刊發行工作。當時，主要采取以下幾種方法：一是通過敵工部門，調查了解敵占區的一些可靠社會關系，通過敵占區的“中華郵政”進行郵寄。二是借武工隊到敵占區進行活動的機會，有針對性地開展發行。三是通過武裝交通隊，利用經常在敵占區活動的有利條件，開展發行工作。四是通過敵占區的秘密交通人員、報刊發行人員，采取一些社會活動開展發行工作。五是通過往來于解放區和敵占區的小商販開展發行工作。由于采用了上述的措施和辦法，山東戰郵員工在開展敵占區報刊發行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有力地配合了我黨我軍和抗日民主政府對敵偽人員開展的強大政治攻勢，鼓舞教育了敵占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動搖瓦解了敵偽人員，為迅速解放敵占區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礎。

　　在斗爭殘酷的歲月里，英勇頑強的戰郵員工不怕艱苦，不怕犧牲，豪邁地提出了戰斗口號：“和報刊郵件共存亡”“報紙能出版，我們就能送”“黨和政府到哪里，報刊郵件就能送到哪里”。他們手里拿著槍，身背郵件、報刊，冒著槍林彈雨晝夜穿行在敵人的封鎖線和碉堡群中，日夜奔波在漫長的郵路上，把郵件、報刊迅速準確地傳送到廣大軍民手中。通過開展敵占區報刊發行、“二七”選模活動、“立動運動”等，不僅勝利完成了戰郵任務，還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涌現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如山東戰郵英雄龐耀、葛春亭兩位同志，敵占區報刊發行英雄凌文起同志等，還有近400名戰郵勇士為了中國人民郵政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本文摘自《山東戰郵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