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大畢業做交通 

　　1940年7月，我于抗大一分校畢業后，到山東分局組織部交通科任巡視員，駐地在東蒙山青駝寺附近的侍郎宅。來到交通科報到時，科長王博民同志不在，組織部李林部長與我談話。他從各方面闡明了黨內交通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嚴格做好保密工作，并指出做黨內交通巡視員工作很光榮，也很艱苦。李林將巡視員的工作范圍和當時要做的幾項工作指示清楚后，對我說：“從現在起，你要脫下軍裝換上便衣了。你到總務科丁超同志那里去領一套。你還有什么意見嗎？”我很干脆地回答：“堅決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 

　　上任后，我的首次巡視工作是到東蒙山區里的茂山莊，這是交通科最早設立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稱“總站”，由馬同志和一名當地的黨員負責。在“七七事變”前我就認識馬同志，他是萊蕪縣圣井村人，曾在亓家毛埠村當過小學教員。他向我介紹了站上的情況：該站與湖西區之間的往來文件，傳遞起來比較方便，但傳遞分局與其所轄其他地區之間的往來文件，就得走不少的彎路。他認為，這個站已經失去總站的作用了，請我考慮。當時，所有干線上的秘密交通站都歸當地黨委管理，如交通科的巡視員在視察時發現有不妥之處，可建議當地黨委解決。于是，我向科長匯報了這些情況，領導同意調整，將馬同志調回分局另分配工作，該站歸當地黨委領導，仍作為干線站，但不再稱為分局總站了。 

　　之后，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并熟悉魯中區通泰山區的干線站、魯中區通魯南抱犢崮山區的干線站及魯中區通濱海區的干線站等。同時，認識了各區黨委與地委黨的領導同志，因此，工作起來就順利多了。值得一提的是，魯中區黨委書記霍士廉同志每次給分局傳遞密件時都特別仔細，信用白紙包幾層，用糨糊糊了又糊，封面上再寫上“九號親收”字樣(九號是朱瑞政委的代號)，有時，還在封口處加蓋自己的私章。我拿著信件心想：我黨的領導干部對一封信這樣認真負責，日夜為抗戰勝利操勞，我更應該認真負責，為完成黨的交通任務貢獻力量。 

　　二、朱瑞政委親自派我完成重要任務 

　　1941年10月，日本侵略軍由岡村寧次指揮4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共5萬余人的兵力，對沂蒙山區進行了48天的“大掃蕩”。 

　　敵人“掃蕩”，我們就動員“反掃蕩”。第115師與山東縱隊主力部隊的大部分兵力已奉命跳出敵人的包圍圈，等待有利時機打擊敵人。為了保護教導第3團（分局機關按軍事編制是教導第3團）的安全，第115師一個主力排的兵力被調編到教導第3團，由朱瑞政委統一指揮，堅持“反掃蕩”。不適宜參加“反掃蕩”的部分人員，由組織部敵工科科長王見新、干事黃在（王科長的夫人）帶領轉移到魯南抱犢崮山區。 

　　分局機關轉移到望海樓子以西、東蒙山區后，敵人也追趕到山里，雙方相遇，投入戰斗。敵人憑借飛機、大炮、輕重機槍與步槍向我們合圍，我們憑游擊戰術逐個山頭打游擊；敵人燒村莊、搶財物、奸淫燒殺，致使沂蒙山區硝煙四起，我們邊打擊敵人，邊掩護群眾轉移；敵人活動的規律是天不亮就包圍村莊，合擊我們；我們是下午進村莊，前半夜上山密切注視敵人，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20余天。有一天，我們住在甕城子村，由于敵情偵察失誤，分局機關險些遭受重大損失。當我們發覺被敵人包圍時，迅速搶占甕城北山頭，才行至半山腰，敵人已將北山層層包圍了，縱隊式向我們進攻。眼看就要進入拼刺刀的時刻，忽然起了濃霧，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槍炮聲逐漸減少，最后，槍聲沒有了。經偵察后發現，敵人跑回據點去了。我們也回到了甕城子村。 

　　敵人“掃蕩”近一個月來，局勢非常緊張，我們做黨內交通工作的更是如此。教導第3團剛進山時是整整齊齊的，經過幾天的戰斗，被分割到好幾處，這就給我們帶來了繁重的交通任務。要完成任務，單靠我們明顯人手不足，于是，一些有條件的同志也暫調來跑交通。 

　　有一天，通信員找到我，說“九號”叫我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趕到朱瑞政委處。政委從桌子上拿起一封封好的、比平常大一點的信遞給我說：“你馬上到魯中區黨委，將這封信親手交給趙镈政委，越快越好！”接著，他讓鐵道游擊隊的張同志和我同行。 

　　一路上，我向張同志問這問那，想了解他是不是鐵道游擊隊的武裝交通隊員。因為前不久山東分局曾指示過，鐵道游擊隊要加強與根據地之間的交通聯系，擔負護送山東分局到中央來往干部的任務。如果他就是交通人員，我們配合起來，今后的黨內交通工作就更便利了。但是，他一字不談。 

　　經過一個晚上，我們通過敵占區到達抱犢崮山區。和張同志分開后，我找到區黨委向趙政委交了文件，匯報了情況。趙政委派人送我到分局組織部敵工科，等候分配任務。 

　　在魯南的十幾天里，沒見到敵人“掃蕩”，收到的都是我魯南部隊攻克敵偽據點的捷報。后來，我回到青駝寺，得知李林部長受傷，國際友人希伯犧牲了。

　　三、黨委加強對交通工作的建設 

　　1942年是抗日戰爭進行得比較艱苦的一年。敵人不斷“掃蕩”、分割“蠶食”、封鎖，在根據地四周屯集重兵，企圖消滅我英勇抗戰的軍民。由于敵強我弱的戰爭形勢和“肅托”事件的影響不斷擴大，湖西地區根據地很不穩定，同時，也影響到魯中區，特別是泰山區老根據地。泰山區“紅槍會”全部向敵人投降，給全區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魯中區是山東的中心地帶，敵人在這里加強分割“蠶食”，碉堡林立，給我們的交通工作帶來很大困難，黨內交通任務不斷加重。 

　　為挫敗敵人的“蠶食”計劃，我們主動出擊，打擊敵人。山東分局也對黨內交通工作進行了具體安排：一是調組織部黨內交通科巡視員陳俊良同志到泰山區萊蕪縣大槐樹村建立秘密交通站，由組織部撥款開饅頭鋪作掩護，保證分局與清河區、膠東區、冀魯邊區的通信聯系，護送來往干部。二是調組織部通信員李玉貴和王克留兩位同志到拓汪秘密交通站，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三是調黨內交通科收發員張云鵬同志到膠濟鐵路以南的村莊，與膠東區的南海區取得聯系。四是調濱海區組織部黨內交通科科長白登彩去青島，以修理自行車為名建立秘密交通站，與分局保持聯系。五是在濟南設立了幾處秘密交通站，分別與山東分局朱瑞政委、李林部長、黎玉政委進行單線聯系。六是解放石臼所后，派姚禮同志以開商行作掩護建立一個秘密交通站，從水路與上海取得聯系。以上安排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在交通方面采取的措施，這樣一來，我們的黨內交通工作就主動多了。 

　　四、與淮北蘇皖邊區黨委建立秘密交通聯系 

　　1942年初，我們住在東盤。有一天，李林部長對我說：“中央北方局交給我們一個任務，讓我們與淮北蘇皖邊區的秘密交通線接起頭來。這個任務交給你去完成。你有什么想法？”我說：“堅決完成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我來到毛子煥秘書住的房間，看了電文。電文的主要內容是：迅速派得力干部打通兩地交通聯系，傳遞往來文件，護送干部與交流兩地文化等。牢記電文后，我又到總務科丁超處領了法幣，拿上介紹信。介紹信很薄，我將信放在貼身衣服的夾縫里就出發了。 

　　到達魯南區的田黃鎮后，我見到了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楊滌生同志。說明來意后，楊政委交待田黃鎮秘密交通站的張存同志護送我去土山鎮秘密交通站。我裝成張存的啞巴表弟，張存扮成小生意人，肩挑一對席簍子，我們就出發了。 

　　路過臺兒莊東側時已經是晚上了，我們跟著給敵人打更的兩個更夫，敲著梆子打著鑼，順利通過了。之后，我們來到一處渡口，渡口處有一座長橋，4個偽軍在這里站崗，橋南三岔路口有棵老槐樹，樹上掛滿了“有求必應”的紅布條，周圍圍著長條石塊。走到橋中間時，張存向我使了個眼色，我明白這里就是他和我提過的最難過的一關了。我們一直向前走，剛一下橋，一個漢奸指著我說：“這小子我認識，是個土八路，別叫他跑了。”這時，張存已走到槐樹底下的青石條上坐著休息了，我趕緊走到槐樹底下朝著槐樹叩了幾個頭。一個漢奸拿著刀對我說：“你別裝了，快站起來!”張存說：“老總啊，別開玩笑了，這是我的啞巴表弟，你看他求老槐樹保佑他能說話呢！”這句話可真管用，漢奸把刀收了回去，話題馬上轉移到張存那里。“你小子光顧自己發財，把我忘了吧？”張存說：“哪里哪里，這一時生意不好做，等幾天發了財，一定送到府上！”就這樣，我們才過了關。我倆穿過隴海鐵路，來到土山鎮秘密交通站。之后，我就由土山鎮的秘密交通員一站一站地接送，一直向淮北蘇皖邊區奔去。 

　　走了1個多月，我來到淮北蘇皖邊區黨委駐地，見區黨委劉子久政委。劉政委主動出來，接我到辦公室，又通知黨內交通科科長過來，共同商討雙方建立秘密交通干線事宜，確定將雙方的聯絡站建在白塔埠火車站。之后，區黨委交給我約10斤重的一大包袱的文件，讓我帶回山東分局。這時，已是1942年2月初了。當年3月中旬，劉少奇同志就是從這條交通線來到山東的。

　　五、送劉少奇同志到晉冀魯豫邊區 

　　1942年3月中旬，劉少奇同志去延安途經山東。與其同行的有一個警衛班、工作人員和醫生，還有100多名干部。來到山東后，劉少奇經常與朱瑞政委、羅榮桓司令員、政治部主任肖華研究工作，聽取他們的匯報。由于當時戰爭形勢惡化，交通也不暢通，直到當年秋天劉少奇才離開山東。 

　　1942年8月的一天，李林部長說要派我去執行一個重要任務，讓我馬上趕到魯南一軍分區找楊滌生政委，另外就是到延安后盡量多帶些文件回來。我一路急行，日夜兼程趕到楊滌生那里。他說：“前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由鐵道游擊隊大隊長王強護送過微山湖。剛過了湖，就被敵人發覺了，打了一場遭遇戰。劉少奇和部分工作人員、警衛人員雖然回來了，但情況還是非常危險。我們已將情況向分局匯報，并電告晉冀魯豫領導機關，晉冀魯豫領導機關回電告知要采取絕對安全措施將劉少奇送到晉冀魯豫邊區。你是分局得力的黨內交通干部，想叫你去夏鎮（現微山縣）了解一下情況，同時，也了解一下各秘密交通站交通人員的情況。” 

　　聽了楊滌生的一席話，我心中很不安，也清楚了李林說的重要任務。這是我從事交通工作以來接到的頭等重要任務了。晚上，地委交通員孔同志送我到下一個秘密交通站，然后一站一站地到了夏鎮秘密交通站。每到一站，我都非常關心站上交通員的生活，詳細了解交通員工作中的困難、當地敵人活動的情況以及最近有無特殊情況發生等。 

　　夏鎮有條長街，南北長12里，建在微山湖東岸的堤上。西邊是房屋，中間一條大路，堤下就是微山湖。日軍在鎮南頭設了據點，高高的炮樓，封鎖很嚴。一旦有情況，敵人可以很快出動增兵，因此，這里被稱為徐州、棗莊日軍的“耳目”。鎮中心駐有漢奸隊，監視來往行人。鎮東北角有一處我們與晉冀魯豫邊區聯系的秘密交通站。據那里的交通員說，往來的交通員都是從鎮外繞行通過的，鎮外有一條小路通微山湖的渡口。 

　　為了掌握具體情況，第二天黃昏，我和秘密交通站的同志來到湖邊，見一群人正在湖里洗澡。走近一看，原來是一群漢奸隊的人。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我索性脫下衣服跳入水中也洗起澡來。第三天上午，我倆又來到渡口，沿湖邊觀察情況。湖水過膝深，白天來往的行人比較多，敵人沒在渡口設置固定的崗哨，只是偶爾到這里來轉轉。我倆一直等到黃昏后才回秘密交通站。我連夜趕回軍分區，向楊滌生作了詳細匯報。 

　　過了兩天，楊滌生的通信員通知我到村北外集合。一出門，我就看見楊滌生送劉少奇來到集合點。劉少奇穿著一身褪了色的灰色軍裝，精神抖擻，健步走在前面。在他身后的隨行人員只有4個警衛員、1個工作人員、1個醫生和1個馬夫。這時楊滌生對我說：“送‘政委’（劉少奇曾化名胡服政委）的事都安排好了，到微山湖的這段路上一旦有突發情況，部隊斷后，你一定設法和‘政委’一起順秘密交通站再回來。”尼山支隊（軍分區部隊）一位團長帶領30多名武裝精兵，配兩挺機槍，整齊地坐在路旁等候。劉少奇來了，團長馬上站起來向戰士下達集合命令。整好了隊伍，劉少奇與楊滌生握手告別，走到隊尾排好了隊。團長急忙走到劉少奇面前敬禮報告：“請首長先到那邊休息，我向戰士交待行軍注意事項后，再請首長上馬出發。”劉少奇微笑著說：“這里沒有首長，除了你這個指揮員，我們都是戰士，都聽你指揮。馬是有一匹，我們這次行軍比較遠，在行軍中哪位同志走累了，騎騎馬是有好處的。我不能搞特殊，我也是個戰士。”一席話說得我們很感動。 

　　約40人的隊伍乘著朦朧的月光前行，走在最前面的是兩個便衣同志和3名尼山支隊的戰士，負責前哨探路，接著就是兩個班的前衛，中間是劉少奇、隨行人員和我。一夜的行程比較順利，大約走了100余里，過了微山湖進入晉冀魯豫邊區后，我們到了一個小村子。由于這里是敵人控制的區域，天快亮了，我們就在村中隱蔽下來，等晚上再走。大家來到一個沒人住的柴草園里，只有三間北房，地上鋪滿了草，我們就在這里吃飯和休息。 

　　飯后，當地一名同志請劉少奇、隨行人員和我到屋里介紹情況，說這里雖是敵占區，但群眾生活還好。為防止走漏消息，村里的人只準進不準出。村北面的山上隱蔽著邊區派來的部隊，以防萬一出現敵情。又經過一夜的行程，我們安全到達晉冀魯豫領導機關所在地——中興鎮。 

　　一天，晉冀魯豫邊區韓秘書長把我叫去說：“我們已經和山東分局取得聯系，告知他們劉少奇一行已安全到達。你隨劉少奇去延安拿文件的事，我們建議暫緩。因為從北方局和延安要送到你們那里的文件很多，你帶不完。我們想另外選擇一條從這里通往分局的近路，建立交通聯絡線。冀南區到泰山區比較近，如果在這兩處之間建立交通聯絡線，雙方的交通來往就比較方便，你看怎樣？”我說：“我沒意見，按上級決定的意見執行。”之后，韓秘書長叫交通科的同志包好一包約10斤的文件，派一個同志送我到范縣境內后，我們就與劉少奇分開了。

　　六、赴清河區傳達“郵交發”合并的決定 

　　我與交通科的同志分開后，正巧遇上李林部長帶領的工作團去清河區視察工作，我即向他匯報了護送少奇同志的經過。李林指示說：“你帶來的《解放日報》合訂本和吳玉章同志的小冊子，分局十分需要。你現在隨我到清河區，向田子瑢同志傳達貫徹分局關于‘郵交發’一元化領導的決定。之后，你再去冀魯邊區，一方面傳達‘決定’，一方面盡可能再建一條通北方局的干線。”隨后，李林叫田子瑢將攜帶的分局關于“‘郵交發’三位一體合并”的抄件給了我一份。 

　　到清河區后，該地黨組織安排我在去冀魯邊時給各轄秘站帶生活補助，向他們表達組織的關心，順便了解一下站上人員的思想情況。我來到了沾化縣城東北的豆腐李家秘站，李站長告訴我：“這幾天局勢惡化，你的衣著在當地不適宜，口音又不對。你拿我的長袍大褂穿上，再戴上‘新民會’的牌子。如有人問你，就說是從威海來探望表哥表嫂的，這樣安全些。現在兩邊的交通線斷了聯系，你先回清河根據地，將敵人要‘掃蕩’的事匯報一下，做些準備，等形勢好轉再去冀魯邊。” 

　　于是晚上，我又一站一站地往回走。在通往根據地的路上，敵人的汽車滿載著日本兵，伴著車燈的一道道亮光行駛。為避開他們，我只得從田野里走。天亮后，我找到了郵政管理局的駐地，可敵人已搶先一步占了那里。我見老百姓往北逃，便也往北去，在利津境內跑了四十華里，才在靠近渤海邊的八大組村找到了機關，匯報了情況。經機關指示，我從海上乘小帆船到冀魯邊，這是一條從清河區到冀魯邊區的海上秘密交通線。 

　　上岸后，我找到了冀魯邊區黨委駐地小山村，向區黨委書記王卓如同志說明了來意。他將黨內交通科科長趙建德同志找來，共同商議貫徹分局“決定”等事宜。王書記說：“目前，這個地區局勢惡化，各方面也不夠健全，沒有報紙發行。等條件成熟后，再以黨內交通為基礎創造條件，從樂陵縣與晉冀魯豫的寧津縣建立與北方局的交通聯系。”趙建德插話說：“我們已有聯系，楊建亭同志是寧津縣人，他已負責跑這條線。”王書記便說：“很好！近期，你們去開個座談會，通知相關人員參加，請白同志傳達分局的指示并對我區的交通工作做些指示。” 

　　次日晚，我與趙建德一夜走過了三個秘站，每過一個站，站上的同志都拿出當地名產“樂陵醉棗”招待我們。那時正趕上年三十。到達三地委和樂陵縣委駐地鐵家營后，我向地委組織部長匯報了工作。 

　　夜里，敵人包圍了鐵家營，我們二人和組織部等人隨樂陵縣大隊在大隊長吳大風同志的指揮下進行突圍，順著交通溝跑來跑去，然而，一夜都沒跑出敵人的包圍圈。天亮了，吳大風在交通溝上下達了最后的命令：“同志們，我們被鬼子包圍了，現在是殺敵立功的時候了，隨我向敵人沖呀！”伴隨著沖殺聲，一場血戰開始了。戰斗進行到中午，我們走到一座瓦窯附近，吳大風跑在前面。這時，一顆炮彈打來，他犧牲了。 

　　我穿過濃煙，越過磚瓦窯，只見四處都是敵人。這時，我覺得再跑也無望，就進入交通溝躺下了。沒過幾分鐘，一個日本兵端著刺刀走過來，口里不知說些什么，我猜是要刺死我。我心想，那就不如死個痛快吧，總比當俘虜好多了。于是，我站起來兩手叉腰、挺胸抬頭，準備就義。不知怎的，日本兵又說了些什么，將刺刀收回去了。一個漢奸對我說：“你小子也跑不了，將前邊的收拾完再來收拾你不遲！”說完就往前跑了。 

　　不久，敵人的搜索隊來了。漢奸說我是“土八路”，叫我把短槍交出來，跟他走。我無奈將一塊破綢子包著的10元法幣給了他。漢奸看到了包里“新民會”的牌子，又看了看我，把包放進自己口袋里就要走。我喊道：“這是我趕集賣布的錢，你不能拿去，我全家還靠它過年呢！”但漢奸理也不理。到了下午，又來了兩個背著槍的漢奸，盤問了我一通。其中一人見我什么話也不說，就指著西北方向說：“東門口有個人等你多時了，你快去吧。”我到了東門口，果然見圍墻上下來了一個人，對我說：“我等你多時了，快跟我回家烤烤火。”原來，他正是負責與秘站接頭的黨內交通員馮德明同志。馮德明在家招待我吃過年飯后，送我向冀魯邊出發。 

　　后來我得知，趙建德被敵人用汽車帶走了，這次地委與樂陵縣委損失嚴重。我回到區黨委向王卓如書記匯報了情況，他嘆了口氣說：“電臺沒有聯系上，我猜到會出事，沒想到這么嚴重。”我在這里住了不久，又得到敵人要“掃蕩”冀魯邊的消息，便按指示乘木帆船回到清河區，再到了分局。這時，分局組織部黨內交通科的人員都已調走。李林對我說：“你已完成了傳達‘郵交發’一元化領導決定的任務。現在，趙志剛同志任山東戰郵總局局長，又是分局組織部黨內交通科長、大眾日報社發行部部長，你就在趙局長領導下繼續做你的黨內交通工作。”他把張曄同志使用過的一支德國小鏡面的匣子槍給了我，我便去戰郵總局報到了。

　　七、我到戰郵總局以后 

　　1943年4月，在中共山東分局實行“郵交發”三位一體化統一領導后，我從分局黨內交通科調到山東戰郵總局。“郵交發”統一領導的做法，給黨、政、軍、民、學的通信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但各地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為了統一思想，山東分局召開各大區黨委書記會議，專門座談黨內交通工作。會上，山東分局局長趙志剛強調了“郵交發”統一領導的重要意義以及加強干線站的領導和做好發行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級黨委將郵局領導機制健全起來。 

　　1943年7月，上級調我到濱北區成立濱北區郵局，并任命我為濱北區郵局局長兼交通科長。在地委的直接領導下，濱北區郵局在濱北五蓮山區小顧家溝村正式成立了。 

　　八、一次特別的任務 

　　1944年10月，總局讓我去膠東戰郵管理局研究如何加強濱北區與膠東南海區的交通工作事宜。一天晚上，我與武交隊一同出發了。武交隊隊長帶領一個班走在前面。指導員帶領兩個班，每人身背報刊郵件，跟在后邊。秘密文件由指導員隨身攜帶，到達目的地后單獨辦理交接手續。 

　　因為天黑，我們迷了路，當走到離膠濟鐵路不到20里的地方時，我們與一隊偽軍相遇，戰斗打響了。我們緊急商議，決定由指導員和我帶領背著郵件的兩個班，從東邊繞過山頭往北急行，隊長斷后，完成任務后再趕上來。敵人大喊“不要讓土八路跑掉”，但不敢離開據點。我們急行軍過了鐵路，天就快亮了，又走了10余里，安全到達膠縣郵局。 

　　我們從膠縣郵局又來到膠東區郵政管理局，見到膠東郵管局局長戴開文。戴開文說，他們正在攻打敵人設在萬第的據點，支前任務很繁重，等戰役結束后再詳細研究通郵工作。 

　　一周過去了，萬第解放了。在慶祝萬第戰役大捷的日子里，我與戴開文研究了兩個地區的通郵問題。當時，南海區郵局局長李永海在外參加培訓，戴開文提出讓我暫代該局局長職務，這樣也可以更好地推動兩個地區的通郵工作。我考慮后答應了。南海區的戰爭環境比較惡劣，敵人時常出動襲擾我根據地，搶奪老百姓的財物。我軍民為了有力打擊敵人，每條道路都挖了交通壕，根據地的村莊房屋內多半都挖了地下室。如有敵情，部隊出動打擊敵人，機關人員和老百姓可以躲進地下室。我們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工作的。 

　　九、返回濱海后的變化 

　　1945年5月，我回到濱北區郵局，之后，調到濱海區郵政管理分局任交通科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軍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勇猛地向各城市進軍，戰郵員工更是夜以繼日地工作。 

　　我軍一支部隊挺進北上，攻克膠縣與膠濟鐵路沿線敵人各據點。另一支部隊挺進濱南區，攻克贛榆及隴海鐵路沿線，又沿海邊北上攻克日照城及石臼所，隨后又解放了臨沂城。這時陳毅軍長率領新四軍某部北上來到了山東濱海區，至10月將殘存在濱海區的敵人最后一個據點泊兒鎮解放了。 

　　1946年，報紙上刊登了蘇德戰場上蘇聯紅軍勝利的消息，因此《大眾日報》發行量倍增。但這時，膠皮輪大車壞了，缺少郵運工具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郵管分局給我們配備了幾輛自行車，并動員戰郵員工發揚吃苦耐勞、不怕困難的精神。大家艱苦奮戰，終于完成了任務，濱海區黨政領導機關給濱海區郵政管理分局記了大功。7月1日，濱海區郵管分局召開了慶功大會，近半數的職工被評上了一、二、三等功，獲得了獎章、獎狀。我也榮獲了兩個一等功。 

　　1947年戰爭形勢再次惡化，國民黨用飛機轟炸我根據地，動用重兵向我們進攻。他們還帶領“還鄉團”不斷地襲擾我根據地，致使濱海區的群眾團體出現了一些“左”的苗頭。后來，各機關開始了“三查三整”運動，郵政系統也不例外。1948年初，我被調到華東“建大”學習。不久，我隨軍南下到達了武漢市郵局。（本文摘自《山東戰郵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