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郵政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關心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黨的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郵政總局及其下屬的各省郵政管理局均設立黨團工會組織，以加強對蘇區郵政工作的政治領導。 

　　在中國革命最為艱難的歲月里，蘇維埃郵政擔負起機要交通和郵件傳遞的雙重任務。郵交合一，使郵政承擔了更多使命與責任。 

　　中央紅色秘密交通線就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解決黨中央和中央蘇區間通信聯絡問題，精心策劃并組織開辟的一條從上海出發，途經港、粵、閩、贛四地，通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長達3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線。它為傳遞黨中央與中央蘇區的機密文件，輸送中央蘇區急需的物資與經費以及掩護黨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蘇區干部人員的大遷移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而特殊的貢獻，被譽為“中華蘇維埃的血脈”。 

　　自1930年至1934年，黨的重要領導人如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陳云、葉劍英、鄧穎超、楊尚昆、張聞天、董必武、林伯渠等260多人均由這條路線安全轉移至中央革命根據地。1933年1月，博古、陳云二人動身離滬，先化裝成商人前往汕頭，再經邵陽、三洋坎到達大埔，之后晝伏夜出抵達閩西永定。當他們在一座廢棄小煤窯休息時，突遇國民黨軍隊搜查，情急之下，交通員急中生智繞到另一個山頭打了兩槍，把敵人吸引了過去，這才保護了二人的安全。最終，到達瑞金后，陳云高興地感嘆道：“終于到家了！” 

　　蘇維埃郵政為適應革命斗爭需要，全面擔負起蘇區報刊的發行工作。郵政機構組成黨報黨刊發行網，并將報刊發行作為政治任務來完成。 

　　《紅色中華》作為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是在毛澤東悉心指導下創辦的，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蘇維埃政權、組織發動人民群眾發揮了巨大作用，成為中央蘇區發行最多、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紅色中華》創刊后，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報紙發展，并成為該報的重要撰稿人。 

　　蘇維埃郵政對《紅色中華》等中央機關報簡化發行手續，實行低資費寄遞，大大加快了發行時效。1934年，中央蘇區發行的革命報刊多達30多種，既有蘇區黨政軍機關報，如《紅色中華》《斗爭》《紅星報》等，也有工會及青年團等群眾組織所辦刊物《蘇區工人》《青年實話》等。多數報刊發行量在2萬份以上，其中，《紅色中華》發行量最高，達到4.5萬份。《中央蘇區郵政的歷史概況》中提到：“對于宣傳黨的路線政策，提高群眾思想認識，擴大革命斗爭影響，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所發揮的戰斗威力，都是極其深刻、重大的。” 

　　1932年5月1日，郵政總局成立時不僅頒布了郵政暫行章程，還發行了蘇維埃郵政郵票。從1932年5月至1934年10月，郵政總局共發行了9種不同面值的郵票。這些郵票票面均有“蘇維埃郵政”字樣。當時，郵票印刷條件十分有限，用于印刷的材料和專業印刷工人也嚴重不足。郵票的設計者黃亞光，在只有毛筆和一支借用的圓規的情況下，畫出了颯爽英姿的紅軍戰士、象征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旗幟、沖鋒的紅軍戰士等圖案。這些圖案，真實再現了當年革命戰爭的場面，帶有鮮明的紅色印記。 

　　蘇維埃郵政郵票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政權存在的實物明證。雖然印刷方式簡陋，但真實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艱苦歲月，反映了根據地軍民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雖然圖案元素簡單，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郵戳一起成為宣傳中國革命的有效手段。郵資低廉，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郵政從創建伊始就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每一枚蘇維埃郵政郵票都見證著紅色郵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為革命事業立下的不朽功勛。